早上7点半就出得门去，虽然传票上写着9点开庭，虽然公交车程只要40分钟。我像个初次迎考的学生，心里揣着事在家里待不下去。平日里络绎不绝的公交车足足等了20分钟才来，一路上还堵得慌。脑海缝里冒出一个名叫迷信的怪物，幸运的是，系着“唯物主义”头带的超人很快杀将了过去。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里，我没有回忆答辩词，没有冥想高山大海，却在描绘着这么些奇怪的东西，不免嘲笑自己脑袋大想法多。

和房东碰了面，房东是我们的证人，她出动了她的爸爸、妹妹、老公。房东穿着红衣服，红鞋子。然后我们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向法院走去，我善意的提醒，证人和我们要不要分开，他们都摆摆手说不怕、不怕。

法院的门卫说，第八法庭在二楼，我们走上楼去，两个衣冠楚楚的男人挺拔的坐在走廊里，我旁边不知是谁心虚的嘀咕了一句：不会是他们吧？

第八法庭在走廊的尽头、厕所的旁边，比我们路过的任何一个法庭都小，黑漆漆的有点阴，像大学里最古老的教学楼里底楼的小教室。二楼的门卫好心的过来帮我们开灯，他问：你们几点开庭。我说：九点。他说：哦。开完灯，他又问：你们是八点三刻开庭吧？我说：是九点。逃学威龙里化学老师的范。

法官和书记都来了，原告还没来。我们伸长了脖子等，目光齐刷刷的向门口盯着，9点过了，他们才来，缩着肩膀垮着电脑包的两个男人，不知是不是刚挤过地铁，形神有些蔫，失了水的茄子。远不及我们开始看到的走廊上的那两位让人心服。心里突然自信起来。

接下来就是走流程，身份确认、质证、辩论，虽然才过了一天，很多步骤我却记不起来了，这种忘记绝对不是刻意的。法官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表现得温和谦恭知书达理，像被绑架的孩童，蒙着眼，顺从的跟着，还期待着自己乖乖的表现能被分得两块糖吃。

原告默默的坐在我们对面，没有笔记没有资料。被告却磨刀霍霍，桌上堆满了法规、参考、各种笔和纸，全神贯注的记下原告说的每字每句。如果一个路人偶然闯了进来，他一定会以为被告和原告坐反了。

原告的话很少很少，他说“国务院颁布的才是法规”，他说“我们的人员都是有资格的”，他说“你看，你们自己都说撤销了合同，看来你们是认可合同的成立了”。。。这些话在我看来不像是律师说的，倒更像是个主管买汰烧的伯伯在菜场讨价还价。其实他俩都挺年轻的。后来回到家，和爸爸讨论起原告的表现，我说这就是他们公司奖惩制度的不完善，如果公司规定他们打赢了官司能分得标的额的一半，他们肯定老起劲了。

基本的庭审过程完毕后，法官询问双方是否愿意调解，我们扭捏了一下再表示愿意，但对方来时的授权额是1万块，也就是我们要给1万块那么多，我们不能接受。然后书记员就让我们签字结束了庭审。我问：那么然后呢？她说：等电话。我被分配了一个等电话的状态，于是今天上厕所也带着手机。

法官、书记员，仿佛是医生失散多年的双胞胎，用同样的态度履行着同样的职责：板着脸不耐烦的摆平不平的地方。但我相信，她们是善意的。

回家路上，下起了雨。我如释重负，像结束一场重大的考试。

这场纠纷，差不多所有的律师都不看好，而知道事情经过的所有朋友都义愤填膺。这算不算是法律和情义的对峙？我站在中间，不服输。

十三岁那年我做过一次原告，因为课间两个玩闹的同学砸伤了我的眼睛，我的父母把学校和两位同学告上了法院，因为必须找人为我的医药费买单。最喜欢我的数学老师在背地里说我是农夫与蛇里的蛇，对学校忘恩负义。我羞愧难当，连期末考试成绩单都不敢自己去拿。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奇迹般的历历在目：我在法庭上面对法官的询问哇哇大哭，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心里对肇事的同学、对高傲的法官、对篡改证词的其他同学沉沉的恨已经满得溢了出来。而我除了恨，束手无策。

今年三十岁，成了被告，法庭里外已经完完全全不是曾经的那个自己。电影和小说总会概括说某某故事是一部关于成长的故事， 每次看到这种表述都想笑，我们所奢望的成长和转变又岂止一个故事那么简单？

结果会怎样？不知道。我已经尽力了，对结果反倒没有开始时那么在乎。漫长的等待像夏天恼人的蚊子，你不注意，它叮你一口，你注意了，它又迟迟不来。

夏天除了有蚊子，更有沁人心脾的花香，那是朋友和同事的帮助，想到这里心里就会暖暖的，像被天使吹了口气。你们真好，谢谢你们：）